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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统筹城乡发展 借力市场破除投融资瓶颈
投融资体制问题关系到经济的活力问题，体制的瓶颈不仅会制约一个地方经济的活力，而且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按照“全域成都”理念，成都将构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县城为骨干、以中小城镇和中心村为基础的城镇体系，扎实推进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建设”。这就涉及到投融资体制问题。成都在城乡统筹实践中，大胆改革投融资体制，积极探索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城市经营路子，有效破解投融资方面的瓶颈这一难题。
破除障碍，引来市场资金“活水”
早在2001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以投资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全面优化投资环境，印发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成都市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并陆续制定和出台了13个配套文件——为成都城乡统筹实践中的城市经营提供了市场机制保证。通过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投融资平台，大力引进外来资本、吸引民间资本、盘活国有存量资产，迅速完善了城市功能，增强了城市实力，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将“市场之手”和“行政之手”相结合，借助市场力量将可经营的资源进行资本化运作，减少对可经营性公共产品的支出，降低半经营性领域公共产品的成本，使城市有限的财力集中投入非经营性公共产品生产，从而以更少的成本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实现更优的公共服务和民众福利。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以城市经营为主体的市场化改革，为城乡统筹实践顺利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点土成“金”，提升土地资源价值
成都坚持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在旧城改造、工业结构调整、城市环境整治中，引入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机制，既实现了合理布局城市空间、提升城市价值的城市经营，又巧妙地解决了城市发展资金不足的瓶颈。企业获得了土地收益、实现了产业升级；居民搬进了新居，改善了生活；政府实现了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造福民众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这是最大的城市经营。
成都在严格执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制度的同时，积极通过土地整理、拆院并院等手段，将城镇土地收益用于农村建设，使城乡资源形成互补。
作为成都市第三圈层的蒲江，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蒲江县复兴乡承揽了全市首批也是最大规模的土地整理任务。此举不仅获得了建设新型社区的资金支持，还引来了一个投资1.2亿美元的新西兰猕猴桃项目。
现在的复兴乡，到处是成片成片的猕猴桃种植架。龙头企业已经建立起知识产权支撑——高效标准种植——包装储运物流——国际销售网络的猕猴桃种植产业链条。复兴乡正在努力打造世界最大的集中连片高效标准猕猴桃种植园区。
公用“民”办，既高效又“省”钱
成都对政府可支配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大大增加了城市实力，完善了城市功能。有了财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准得以增强。在建设公用事业、提供公共服务时，成都市政府最大幅度地借助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从而利用市场机制“省”下钱，进一步增强政府在城乡统筹中提供一体化公共产品的能力。
四川大学附近的成都东湖市政公园的建设和管理上，政府并没有花一分钱。成都市是将东湖与周边区域进行捆绑式开发，华润集团取得了项目开发权。公园按照“BOT”模式，由华润出资按城市规划修建，并在免费开放经营管理10年后无偿交给政府部门管理。东湖公园只是成都运用城市经营理念进行公用事业建设的一个缩影。成都成为“国家园林城市”，上马“十百千”工程，所有城市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民间资本的参与可谓功不可没。
“兴蓉”模式，用市场 “引”钱
2002年，成都面对岷江水系治污和城市环保的双重压力，决定大规模实施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整个工程需要60亿资金。成都兴蓉投资有限公司应运而生，成为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投融资平台，负责其中三大工程的兴蓉公司，以政府陆续注入4亿资本金来撬动45亿元的投资，可以说成功解决了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融资瓶颈。之后，兴蓉公司的业务又向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大熊猫生态园建设、新建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拓展，在城乡统筹实践中获得了广阔发展空间。
“兴蓉模式”被迅速复制，兴南公司、兴东公司、兴光华公司等多家城建投资公司相继成立。这样的投融资平台已经由城区向整个城乡覆盖，成立成都市小城镇投资有限公司和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将运用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更快更好地推动“三个集中”。可以说，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民间资本的充分涌流提供了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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